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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块古老、神奇、丰腴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这就是怀仁。
一条古老宽广的河流，她源远流长，横贯晋冀，滋养了勤劳淳朴的人民，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桑干河文明。这里山川秀丽，有桑干河的清水，清凉山的白云；有莲花湖的蓝天；这里民风纯朴，有怀仁的豪爽和开朗，也有怀仁人的包容和诚恳。
作为一座新崛起的现代化城市，山西省怀仁县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像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充满生机和活力。如今的怀仁县委县政府下大力气，充分整合山湖林滩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一个气势恢宏的“大旅游”框架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
怀仁历史悠久，秦王政18年（前228年），准备攻赵国之云中郡，秦王政19年，赵破，秦设云中县（今怀仁），属雁门郡（今右玉）。前汉时，废云中县，置沙南县，设大同为云中郡，晋废云中郡，改置新兴郡，沙南县复为云中县。也就是说，怀仁县从秦时已设置县，而今天的山西大同也曾设置云中郡，不过那是唐代天宝元年（742年）将云州改为云中郡的，乾元元年（758年）云中郡再此被改为云州。
怀仁县在春秋末年为什么叫云中？据独立学者殷谦研究考证，这个名字是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赵武灵王赵雍所起，当时赵国设置的云中郡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水经注》虞氏记载：“赵侯於河西造大城不就，祷焉。见郡鹄游于云中经日，有光气在其下，仍即於此处筑城，故名云中。”其实，按《水经注》所载，之所以叫云中，乃是“取其地之极高也。”赵武灵王在此高地筑城，是为加强边防，被他视为军事战略要地，主要就是为了防秦之虎狼之师。此事传出后，一度让逐逐眈眈的秦国嫉恨于心，耿耿于怀。赵灭之后，秦王政做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废除赵云中郡，在今右玉置雁门郡，在今怀仁县置云中县，《云中郡志》载曰：“怀仁县，本秦云中县地。”怀仁地处大同盆地，从灭赵前的“高地”到赵灭之后的“低洼”，可见秦王嬴政处心积虑，别有一番用意。
怀仁县交通便利，物产丰富，风光旖旎，钟灵毓秀，集山水之大成，占峰崖之精髓，移步而景换，游目以骋怀。
怀仁从上古以来就创造了群星灿烂的远古文化，留下了波澜壮阔的画卷。鹅毛口古石器制造场和古人类生活遗址是华夏民族原始文明的标志。怀地如宝，注定有藏金纳福的天赐美意，从历史走到今天，几千年的时光里，怀仁一带始终是人类生息、文化发达的福祗宝地。辉煌的历史，造就了这里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地域的灵秀，哺育了这里的俊贤英才。
赵璧
生于斯长于斯的元朝宰相赵璧，他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具有卓越才能的安邦定国之才。
在大元朝，怀仁县出了两位贤才：赵璧、张文显。赵璧是元朝的开国功臣，他是忽必烈的老师，也是知己，忽必烈“呼秀才而不名”，意思就是见了赵璧就直呼他为秀才，而从来不叫他的名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比方，忽必烈视他为“闺蜜”，这种礼遇在元朝也仅此一人。赵璧人品贵重，正直清廉，官至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领诸军，也就是宰相和大将军之一，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去世，当时忽必烈闻噩耗极其悲痛：“上大恸，乃至三日不进食。”以至后来被元成宗追赠为大司徒，谥号忠亮。史料记载张文显清正有守，元至正间累官礼部尚书，但已是处于和平年代，并无赵璧的建树，所以说，唯赵璧功勋卓著，声名显赫。
赵璧是成吉思汗的谋臣耶律楚材的学生，他精通蒙汉两种语言，博学多才，声名远播。1242年, 23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见。当时，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为忽必烈找汉学老师，恰好耶律楚材推荐了赵璧，所以才受到忽必烈的厚遇，据《元史》记载，拜师第一天，忽必烈命王妃为赵璧亲手缝制了一套衣服作为见面礼。忽必烈后来的辅政大臣就是由赵璧罗致并推荐的，忽必烈即位后，赵璧还参与设计国家典章制度。
在历史上，元朝和怀仁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独立学者殷谦研究考证，1252年，被世界史学界称之为“四帝之母”的唆鲁禾帖尼向元宪宗蒙哥提出要封地，这件事就落在了赵璧身上，赵璧为唆鲁禾贴尼建议了一块理想的封地，就是以太行山南北为界，北有怀柔、怀来、怀安、怀仁，南有保定、正定、平定，按照赵璧的说法，太行山是龙脉，而怀仁正是火龙所在，若以这片区域为封地，会使子孙江山稳固，延至万年。唆鲁禾帖尼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赵璧的意见，并将她的封地起名为“谦谦州”。
至元十一年（1274），元廷大举伐南宋，意欲灭之，作为汉臣的赵璧在某个晚上与时任统帅史天泽促膝谈心，最后谈到兵伐南宋的事，同为汉人的史天泽陷入短暂的沉默，赵璧趁机劝他不要同族相残，最好是辞去这个统帅，否则将会遗臭万年。史天泽并没有当面应允，赵璧知道他身不由己，只好含泪离去。史天泽似乎没有听进赵璧的忠言，同年十一月便与伯颜统帅20万大军自襄阳发兵，征战中见伯颜残暴不仁，攻城略地杀人如麻，这使史天泽想起了赵璧的忠告，于是他中途诈病返回河北真定，元世祖忽必烈闻报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史天泽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没退缩过，却在这个时候称病避战，也就察觉出了他的用意。
1275年春，忽必烈派太医驰往探视，并赐给药物，看到忽必烈赐给他的毒药，史天泽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临终前还不忘上奏劝说：‘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这就是史天泽最后的遗言。而接任伐宋大军统帅的伯颜一路大开杀戒，所向披靡，元军大肆屠城，杀戮汉民不计其数。其间，悲愤交加的赵璧多次上书忽必烈劝他制止伯颜暴行，但眼看就要拿下南宋的忽必烈根本就不理会他的劝说。最终元军于1276年2月4日进入临安，俘虏宋恭帝和谢太后以及很多南宋宗室和大臣，南宋亡国。
至元十三年（1276年）3月3日，赵璧在燕京暴卒，享年57岁。说实话57岁算不上年老，但是眼看南宋汉人惨遭杀戮，同为汉人的他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孱弱无力的南宋汉民族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苦难中得不到怜悯和宽恕，就等于将他们置之死地，绝无半点活路，作为‘汉人的敌人’的赵璧，在他自己看来，他活着有罪，倒不如死了的好，至于赵璧究竟是如何死的，这里尚需存疑，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实在无法知道更多。
赵璧一生光明磊落，秉性朴实、言语谨慎、性格果决、意志刚强，从关于记载他的一些历史文献上看，他的道德理想是做一个谦光自抑、忠肝义胆和于人有益、心性温厚的贤仁者。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征战连年、内忧外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情而残酷的时代，忧愤交加和客死他乡也最终成为他难以逃脱的悲惨命运。在我看来，赵璧无疑是山西怀仁人的骄傲。
可见，如果没有赵璧的用智铺谋，在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帝位之争中，处于劣势的忽必烈不可能顺利夺得帝位，如果让向来都敌视汉人的阿里不哥统治中国，那无疑是一种灾难。即使在“亲汉”的忽必烈的统治下，赵璧也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权益，避免伤害。如果没有赵璧，在灭宋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元朝统治下的汉人恐怕会遭遇更大的灾难，所以说，赵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道殿
怀仁还诞生了一位我国一代佛界领袖“道殿祖师”，成为怀仁历史的骄傲。
道殿，俗姓杜，原为“道 厄殳”或“道 辰殳”，因生僻字而不好辨认，后普遍写为“道殿”。作为汉传佛教首创显密二宗圆通之法的开山鼻祖，他同时也是准提法门的缔造者，传承准提信仰第一人，道殿这个名字在世界佛教界有着与大唐玄奘和鉴真两位高僧同等的地位。
经过独立学者殷谦详考，佛教界领袖、佛教准提信仰的传承者、佛教圆融显密的主要法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的缔造者道殿祖师正是山西怀仁人，道殿祖师的故乡。而山西怀仁县也应因道殿祖师出生地而成为“大辽圣僧故里，准提佛母之都”。
道殿祖师品格极其清高，可谓是尘外孤标，独步云间，由于道殿祖师对准提法门的大力宣扬，这对此后准提信仰的流行和兴盛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道殿法师的舍利塔在永安寺，即今北京白塔寺的白塔，法门寺隐没于唐代，而白塔寺流芳至今，可见准提法感应之大，不可思议。
我们通过道殿祖师而熟知准提佛母，准提佛母是诸佛法之源，她是一切佛和菩萨修行所必持的仪轨，是进入诸法门中的第一道门，知名文化学者殷谦在其有关准提文化的研究论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准提佛母是诸佛诸菩萨之母，这里的母指的是母体，是万法的源头，诸佛诸菩萨修行首先要从准提法入门，她就好比英文26个字母，没有这26个字母，整个英语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准提佛母是诸佛之母，准提法门是万法之门。”
密教的崛起使已经根深蒂固的显教大为不满，当时显密二教盎盂相击，互剥痛疮，到了冰炭不相容的地步。自此有诸多僧人试图缓和显密二教的关系，但是收效甚微，直到道殿所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问世，才使这一严峻而尴尬的局面发生根本性扭转，他屏弃经说，别出新意，提出了显密双修，妙道圆通的著名思想，他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称：“显密之两途，皆证圣之要律，入真之妙道。”道殿成功调解了显密二教之间的矛盾，并得到佛教界的认同，显密得以圆融而风靡至今，道殿功不可没。
道殿祖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是一位影响力巨大的标杆性人物，由其传承并弘扬的准提佛母在他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问世之后才得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扬光大，尤其从元明伊始至今家喻户晓，天下闻名，举世无双，而他一手缔造的准提法更是领异标新，独树一帜，成为佛教经典中不可复制的宝贵玄籍。
道殿法师在临终前修建了“释迦舍利之塔”，内置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两千，无垢光陀罗尼经五部，“至元通宝”铜币一枚。明崇祯初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记载：“至元八年，世祖发视之……瓶底一钱，钱文至元通宝四字也。世祖惊异，乃加崇饰铜网石栏焉”。说明忽必烈进驻北京，在塔里发现了这枚“至元通宝”的铜币以及置于净瓶内的道殿法师的舍利，当时元与南宋对峙，尚未统一，而铜币上的“至元”二字正是元代的年号，这让忽必烈大为惊诧，悟出原是道殿法师为他授记。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记载：“妙应寺有敕建碑。”这里所指的敕建碑，正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间由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写的《圣旨特建释翘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刻石。
道殿德高望重，其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举足轻重、无可比象的地位，甚至天下学僧皆应尽敬。也可以说准提信仰及其法门有今天的发扬光大皆归功于道殿一人，他所著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四卷，将准提法作为圆融显密的主要法门，该著作的问世使准提法门转为“中国式”的密法，在当时影响巨大，因此他被辽道宗皇帝封为国师，赐予“显密圆通法师”的称号，中国佛教徒自明清以来，修持准提法者所用仪轨大多依据道殿该著作，使最初一直默默无闻的准提信仰尤其在元明时期风起云涌，且经久不衰以至今日。
元朝盛行佛教，1264年，忽必烈因道殿授记影响，随吐蕃萨迦派僧侣八思巴受戒，皈依藏传佛教，后妃、皇子、公主及诸王也纷纷接受灌顶，崇奉喇嘛教成为宫廷达官显贵的一种时尚。后来伊斯兰教也有一席之地，成为元代的一支重要文化组成部分。元朝境内伊斯兰教的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蒙古诸王、忽必烈之孙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
元成宗笃信佛教，认为阿难答背叛“祖宗之道”，将其拘捕下狱，迫令归信佛教。由于阿难答意志坚定，鉴于他领地广阔，后来成宗将让抚慰放还。元成宗病逝后，阿难答在帝位之争中，被武宗处死。虽说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唐兀之地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阿难答在这场帝位之争中获胜，那么对我中华那将是难以想像的灾难。
如果没有辽代圣僧道殿为佛教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就没有佛教在元朝的盛行，所以说，道殿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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