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黎 张 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数字型跨国并购日益活跃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跨国公司数据,主要运用PSMDID的方法,考察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型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一影响具有持续性和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实现,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对非数字型、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的并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同时并购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并购广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聚焦于数字型跨国并购的微观经济影响,为企业寻求有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挖掘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数字型跨国并购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创新 人力资本

本文引文来源孙黎,张弛.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北京:经济管理,2023,(7):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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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为此进一步挖掘经济发展新动能,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为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竞争新优势,世界各国纷纷扩大数字投资规模,数字型跨国并购得以迅速发展。2021年7月,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提出在对外投资合作中,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全球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那么,跨国并购能否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手段,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也对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与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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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处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将数字经济引入跨国并购领域,扩展了跨国并购理论的研究边界。不仅考察数字型跨国并购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还考察了数字型跨国并购深度与广度的生产率效应,是对数字并购经济影响研究的有效补充。第三,聚焦于跨国并购企业,更加凸出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的影响,补充了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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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首先,本文选取2012—2020年中国跨国并购企业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跨国并购发展的典型事实,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PSM-DID估计模型,识别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采用动态效应回归、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考察这一影响的有效性、长期性和稳健性;并通过分组回归探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进行数字型跨国并购效果的差异性。最后,深入了解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方式,探究数字型跨国并购如何通过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并购深度与广度的作用效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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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型跨国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一影响具有持续性,同时在分别改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后,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考虑到企业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布按行业、所属经济地区和企业规模分组,发现数字型跨国并购对非数字型、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的并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型跨国并购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的渠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数字型跨国并购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但数字型跨国并购并没有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同时,数字型跨国并购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并购广度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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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首先,数字型跨国并购是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渠道。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支持和引导企业向数字行业投资,完善对外投资布局,提高国家数字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连接双循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企业应提高数字意识,制定数字化战略,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竞争,把握发展机遇,构建自身数字型跨国并购网络。

第二,企业并购在以数字技术为导向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其与自身技术的融合与应用,而非简单地获取具体技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高效地获取数字技术,但要长期维持竞争优势,则不能一味依赖以并购的方式获取技术。企业应提高整合、组织和应用能力,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吸收和消化通过并购获得的先进技术,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以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增强创新主体意识,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创新激励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创新要素在国内大循环中自由流动,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使企业发挥创新驱动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支撑新发展格局,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自主创新不等于自我封闭。中国企业应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和方向。政府应加强与各国间的数字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为企业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指引和支持。

第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创造能力和对生产率提升的积极作用。一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高等教育突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保障高质量劳动力供给,积累高水平人力资本。二是改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应加速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市场分割,纠正要素市场扭曲,克服人力资本流动中的制度与政策障碍。利用信息化手段,打破信息不对称,提高劳动力市场透明度,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三是促进人力资本国际流动。一方面,企业在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的同时,应通过提高薪酬福利和营造良好企业文化等方式吸引和保留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搭建全方位、深层次的人力资本沟通平台,畅通人力资本国际交流合作渠道,以实现并购双方的有效对接,共同推动数字技术的有效落实。

第五,跨国并购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高成本活动。企业应结合自身需求,制定合理的数字并购计划,拓展技术资金筹措渠道,量力而为,综合运用各种融资方式,加强成本预算和风险评估。政府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完善并购重组信息披露规则和金融监管机制,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最后,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的策略选择应更加注重深度而非广度。企业在数字型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应避免盲目追求市场多元化,严格筛选和识别与自身发展战略匹配的并购目标,提高并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实现数字型跨国并购的高质量发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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