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 | 新书

本书作者以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报章之兴为主线，梳理与考察两代新文化人在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历史接力和历史合力，完成了近代中国文体的古今之变，并着重探究了白话文运动与中国文学的言文合一之路，细致梳理这一时期走改良白话路径的近代中国报章文体的时代特征与演变轨迹，对于探究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如何实现由文言到白话语体的现代转型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九州出版社 9月版）

///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启蒙救亡的社会背景下，近代中文报章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和思想变革时代悄然来临。

1901 年底，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终刊号曾发文指出：“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

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给高一涵等人的公开信中，将戊戌变法时期的《时务报》、新民运动时期的《新民丛报》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视为“代表三个时代”乃至“创造了三个新时代”的一代名刊。

前者指出了世纪之交报章之兴之于文体之变的重大影响；后者道出了报刊传播媒介在引领国民思想启蒙和语言文体变革的时代思潮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晚清至五四时期，中文报章（包括白话报刊）之兴与散文（包括应用文）文体新变，形成了近代中国言论思想界和文坛波澜壮阔、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观，构成了中国语言文体古今演变史上极为重要的环节。

20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清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孟春时节，寓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梁启超在清政府愈禁而流布愈广的横滨《清议报》上，发表了自檀香山寄来的《汗漫录》一文，首次提出“文界革命”问题，并以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报章政论文为师法的榜样。

两年后，随着风靡一世的《新民丛报》的创刊与流行，以近代报刊和洋装书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文界革命”，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而“为时流所日日昌言”。

20 世纪初年，以日本和上海为策源地，以近代中文报章为主阵地，以留东学子为作家主体，晚清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其中的“文界革命”，创作出一批批门类众多、实绩显著、时代反响巨大、历史影响深远的新体文章，“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其流布由东南沿海口岸城市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并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而侵入全国教育界，致使万千士子趋之若鹜，八股文遭到灭顶之灾。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一代新文化人倡导“文界革命”的根本动因，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启蒙目标，造就一代具有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新型国民，为创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奠下基石。

晚清“文界革命”的范围，是旨在“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著译之业，其作家主体为有别于传统士大夫文人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包括以留东学子为主体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其语体是一种向欧化和白话开放的改良文言，其文体具有创新性、试验性与探索性，其大方向符合言文合一的语文革新趋势。

晚清的白话报潮流和白话文运动，则在改良白话语体文体方面做出了多向度探索。晚清时期的“文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为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做出了重要的历史铺垫；无论是在“革其精神”层面，抑或是在“革其形式”方面，两者都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合力与接力。

然而，在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学（批评）家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一历史脉络和历史接力过程被有意无意忽略甚或否定了。

1922 年，胡适在那部被后世史家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梳理了清末民初四派“应用的古文”——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将其划在“古文学”范围之内，肯定“这一段古文学勉强求应用的历史，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

古文学幸亏有这一个时期，勉强支持了二三十年的运命”，在指摘“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之后，宣布其“不能不归于失败”，也就斩断了属于“古文学”的这四派“应用的古文”与属于“新文学”的五四“白话散文”之间的历史关联。

1932 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基于“言志”的文学观，得出“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的结论，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散文小品相衔接，而作为其“反动”的清代文学则基本上无足取。

对于晚清时期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白话报和白话文潮流，胡适断言：“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

周作人完全接受了胡适的这一观点，声言晚清的“白话文字”不是“白话文学”，现代的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时期却是“由八股翻白话”，以为“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新文学（批评）家，也一刀斩断了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学）之间的历史承继性。

胡适、周作人等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晚清一代新文化人，心理上存在一层“影响的焦虑”，为突出自己这代人开天辟地的历史功绩，在自家建构的新文学历史谱系中，对来自本土的新文学渊源采取舍近求远乃至远交近攻的叙述策略，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如今，隔着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有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学人丰厚的学术积淀和多元视角，今人重新审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的历史过程时，理应基于原始报刊文献史料，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补上被胡适、周作人等五四一代新文学（批评）家一致忽略掉的“清末民初”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环链。

事实上，近代报学史研究界和文学史研究界，已有很多学者在从事这一学术工作；只不过，已有成果基本上属于个案研究、局部研究和某一专业视域的研究。

报学史家关注的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对报章文体之变着墨不多，缺乏系统考察与专业分析；文学史家多基于近代作家的文集之文立论，对原始报刊文献史料和报章之文的原生形态重视不够，其文学史论著对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亦缺乏全面梳理与系统勾勒。

倒是一些关于近代作家的研究成果，在个案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丰富了人们的认知。如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著的部分章节，主要基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参酌《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文献史料，对梁氏报章“新文体”及其与日本明治散文之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系统分析与富有深度的立体透视；

段怀清《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第二章，主要基于王韬文集《弢园文录外编》，参酌《循环日报》等相关文献史料，对王韬报章文的公共言论空间、思想探索与文体试验，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与透视。

袁进《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一著，对于西方传教士在创造近代中国最早的欧化白话和新文学形态的作品，以及推动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近代变革，成为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先导方面的历史功绩，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与分析，亦涉及一批近代报章。

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清末白话文运动》等著，对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原生态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形态，以及此期报刊白话文的文体语言特征及其流变轨迹，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然而，白话报刊并非近代中国报章主流，白话文体亦非晚清散文主脉。这些个案研究和局部研究，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偏见和误区，却不能代替整体意义上的系统梳理与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报”与“刊”的区分尚不明晰；众多冠以“报”名的连续出版物，如《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无锡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民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等，其实都是今人眼中的“期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名词曰“杂志”，西洋名词“”之译名。

晚清知识界所谓的“报章”，既包含以报道新闻为主的报纸，更指向以揭载评论为主的杂志。1897 年初，作为《时务报》重要创办人和领导者的黄遵宪，出于职业敏感对“报馆之文”和“文集之文”做出明确区分，指出报章文体与“古雅”的“文集之文”不同的语体文体风格和作文路径。

同年冬，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授生徒，别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为“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以为觉世之文“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至此，晚清知识界对报章文体在适用范围和文体特征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区分与定位。

近代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以维新派知识精英创办的《时务报》为标志和里程碑。本著所考察的“报章”，主要指作为连续出版物的“杂志”，以及与报馆关系密切且出版时效快的新书，兼及少量产生了重大时代影响的日报；本著所关注的“文体”，主要是以“觉世”为旨归、中西兼采、文白杂糅的报章新文体，亦包括清末民初大量问世的报章白话文。

本著以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为主线，在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社会文化背景下，梳理与考察晚清至五四时期发生的中国散文文体的新变脉络与演进过程。

从题目来看，本著从“报章”这一新型文化文学传播媒介着眼，最后落脚到“文体之变”；但在写作过程中，亦重视报章文体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和文体之变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复原近代中国报章文体与政治、思想、学术、文艺、教育等领域天然存在的密切联系，呈现历史的原生态与复杂景观。

为探源析流，本著将眼光追溯到道咸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口岸知识分子的中文报章活动与中文著译之作，同时将视野延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对五四文学革命领军人物和得力干将在晚清时期的报章活动与著译之作做出系统考察，以期贯通晚清与五四两大思想变革和文学革命时期，梳理其间主流报刊、思想、文学、文体的演进历程与嬗递轨迹，勾勒两代新文化人如何在“报章兴”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历史接力和历史合力的方式，最终达成了中国文体的古今之变。

本著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六章，侧重勾勒晚清中国报章之兴与政论文学演进主线，历时性考察西学东渐、报章体兴背景下的重要政论性刊物和代表性作家的政论文学发展概况；

报章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直报》《时务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民报》《国风报》《庸言》《甲寅》等为主脉，作家以王韬、李提摩太、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唐才常、欧榘甲、杨毓麟、章炳麟、邹容、刘光汉、汪兆铭、章士钊、黄远生等为主力军，其中尤以梁启超和章士钊为代表这一时期报章政论文学创作实绩和时代特征的大家巨擘。

中编五章，侧重考察报章体兴与“文界革命”开展的实绩，重点梳理除政论文学之外的报章新文体的重要分支及其发展概况，主要有新体传记、域外游记、新体杂文、文学批评文体、述学文体等门类，从创作内容和文体特征等方面系统勾勒清末民初以主流报章为中心的新体文章的创作面貌与演进过程，在思想启蒙、“文界革命”语境下探讨报章新文体的“文体之变”。

下编四章，侧重考察“报章兴”背景下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中国文学的言文合一之路，报章以晚清白话报刊为中心，重点梳理这一时期走改良白话路径的报章文体的时代特征与演变轨迹；末章从改良文言与改良白话视角，考察晚清一代报章新文体作家、白话文倡导者和实践者，与五四一代文学革命者形成的历史接力与合力，回答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是如何成功实现从文言到白话的文体语体现代转型的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2005 年，史学家王尔敏在大陆版《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自序中，归纳其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研治之道”曰：“第一，我将尽量以当年名谓、词旨表状当时人之思想，不将今世流行词汇强加于前人头上。

第二，深入研探当时言论之时代用心，不批判对与错，但表暴其新创意旨。用现今的话说，要掌握当时人的动机、智能、心向与目的。

第三，比较新旧词意之不同，得出其时思想之新意。第四，把握这一时代思想之内涵，指出思想流趋之动向。”王先生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做法，值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借鉴。

选摘自《近代中国报章之兴与文体之变》

胡全章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胡全章，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报章之兴为主线，梳理与考察两代新文化人在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历史接力和历史合力，完成了近代中国文体的古今之变，并着重探究了白话文运动与中国文学的言文合一之路，细致梳理这一时期走改良白话路径的近代中国报章文体的时代特征与演变轨迹，对于探究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如何实现由文言到白话语体的现代转型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ND—

九州出版社读享团

文 /胡全章

admin永久会员

打赏 收藏 海报 链接